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验看，每当高涨期和低迷期来临，都会延续5年左右，如1992—1997年高涨，1998—2003年初低迷。在物价继续负增长、未形成企稳局面之前，我们还不必担心通胀方面的问题。
应当说，统计结果大致符合原来的预计，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力正在显现。从我们自己的调控经验看，1998年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在1999年，当一季度数据表明投资增长率明显偏低时，又曾实行给扩张性政策加码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当年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100亿元。又要充分估计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保持清醒头脑，做好应对更大困难的长期准备。从企业层面看，部分大企业情况好转，一般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困难还在延续，但企业的预期已有所好转。第三，即使今年我国经济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也并不意味着会马上重新进入一个高涨阶段。
前瞻与应对结合世界经济的最新动态看，高外贸依存度情况下无法独善其身的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仍然具有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编者的话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遏止经济过快下滑，中央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假定B国就是中国，中国要转变为A国那样的国家，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拥有了品牌、技术和服务业优势，第二是中国成功找到一个接棒者C国为中国生产物质形态产品。
当前我国的土地市场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下的市场。寻找接棒者既不是新殖民主义，也不是对穷国的简单剥削，而是双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是通过接发达国家的棒来完成的，今天中国找下一个接棒者，也是一种经济正义。二是这篇对话的内容涉及到愤青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包括对美国的看法、对国内民生问题的关注等等，希望能对愤青思考这些问题有所启发。幸运的是后来四小龙技术转型成功了，保持了持续发展。
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从贝尔斯登，到两房，到雷曼兄弟，再到美林，AIG都是金融资本剥削、竞争、欺骗、非理性投机、金融腐败、只作假账、操纵市场的必然结果，这与几年前安然的倒闭没有任何差别。这就为我国国内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机会。
但是，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政治和制度等问题，仅就经济谈经济就未免偏颇了。谁是我国最大的土地供应商？是地方政府。美国的企业管理更是日新月异。三是要求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基本功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转移支付上来，通过推进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这导致2009年贸易顺差较2008年少增加1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为-5.5%。美国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石油，煤，森林等等的使用和开采还不到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二十。不过，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要再走发达国家20世纪以来走过的道路面临新的困难。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
叶楚华：谈到制度失衡和官员，我想到的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的问题，现在事实很明白，高房价地方政府拿去了一半以上。由于日本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不仅未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现象，反而在海外积累了巨额产业资本。
这种市场可以划分为征地、储备和出让三个环节。二是要着力挤压资产泡沫，发展以国内消费为主的农工商业等实体经济，通过消费增长带动就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
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此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叶楚华：是的，我也注意到，近日中国政府又公布了增加购买美国国债的消息。我在此整理出这篇对话，一是想告诉愤青们什么是真正的关注民生的左派，笔者本人其实才是真左派。叶楚华：的确，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时候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不能再继续依靠剥削劳工了。例如，在后经济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将更加重视本国产业的发展，中国依赖深产高端产品进行国际交换有可能难以为继。
中国的劳工真是很辛苦，受到双重盘剥：资本家和地方政府。宏观经济学有一个趋同理论，就是说世界各国的经济最终会趋同，起步阶段的经济体都是依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心甘情愿接受别国剥削，待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丧失这一优势，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如果它能实现技术和品牌转型的话，仍能保持稳定的地增长，同理，这时它寻找的下一家具有劳动力优势的经济体开始迅速发展，最终，这种传递性会使得世界经济趋同。
上世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制造业所受影响并不大。这会对中国出口带来严重打击，使得中国外需下滑的幅度远超过2008年的水平。
相信广大愤青朋友对曹建海还是比较熟悉的，他是社科院的研究员，媒体封的地产三剑客之一，也是一个知名的左派经济学家，左派的大本营网站乌有之乡的专家专栏中第一个名字就是他。邹老师对中国的制度性问题有什么忧虑呢？邹恒甫：不仅是制度性问题，还有道德问题，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也离不开道德体系，所以从经济以外的角度，我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两个忧虑。
扶植世界级的民族品牌迫在眉睫，这应该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用国家的综合力量去推动。曹建海：你完全不用这么委婉，你直接说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地产商就得了。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谈了这么多国内问题，现在我想转换一下角度，中国已经日益走向一种大型的开放经济体，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定为呢。
我们中央提倡的是建设和谐社会，那如何建设呢？这需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国民的福利工程。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
因为这些因素都加大了中国人对美元的需求，乃至人民币出现短期贬值。政府储备土地，名义上是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上储备阶段往往是土地升值的过程，储备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出让收益与土地储备成本之间的利润。
可现实的矛盾是，如果地方政府采取最严格的方式拍卖土地，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政府层面、开发商和拥有多套住房的社会阶层迅速集中，在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将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并诱发地价暴涨、失业增加等宏观经济问题，这是理性的市场经济政府最应当回避的。这不但在国与国之间使用，就是在一国之内，农民比城里人穷，很大原因也在于城里人的产品比农民的产品更具垄断性和稀缺性，而农民只能生产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经济学告诉我们，完全竞争市场价格是最低的，低到利润为零。
他认为，在出让阶段，如果剔除腐败因素，政府还是有动力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的，但考虑到工业用地的长期性及其对政绩、就业等综合利益的影响，采取差别地价对地方政府而言是合理的，由此必然推动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建设活动。马克思说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并未过时。事实的确如此，不但大城市人们深受其苦，就是县域之内，那些打工仔辛苦积蓄二十年，到头来都城里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县城房价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一下子就花光了，而这其中的十万元以上是到了地方政府的腰包，相当于打工仔为地方政府劳作了十年。现在一些人把协议出让看作是市场化行为，而把招标拍卖看成是土地的市场化行为，这是对市场化的重大误解。
曹建海说，市场化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即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自由买卖。从目前看,非洲是我国比较理想的投资地。
由于中国工业处于全球经济价值链的最低端，低技术企业的利润过薄，对外不具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高敏感，更无力进行研发以实现产业升级来承受需求冲击。这篇文章取材于我与曹建海和邹恒甫两位经济学家的长期对话。
为什么？因为他们8%—9%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然而，千万不要高估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影响，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的金融服务业的霸主地位，但有利于美国中小金融机构在这种惨烈的投机竞争中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一支新型力量，从而成为国际金融服务行业重要成员。